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并提了五点具体要求。那么，能源革命的重点与难点是什么？对能源价格会带来何种影响？能源类国企在此次革命中该如何定位？就这些问题，半月谈记者采访了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

记者：为什么中央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周大地：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在党的十八大上首次提出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此次会议又强调了这个问题。之所以用“革命”这个词，是要强调能源从消费到供应等各方面都需要重大变革。我国当前在能源领域确实面临非常大的挑战，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能源消费扩张非常迅猛，消费总量从2000年不足14亿吨标准煤，猛涨到2013年的37.5亿吨标准煤。按照这种趋势，未来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将难以想象。同时，我国的能源结构仍然以煤炭为主，这既不符合国际上近年来多元、低碳的发展趋势，也让我们的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能源生产和消费到了必须要有大变革的时候。

记者：此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推动能源革命提了五点具体要求，首要的是消费和供给革命，如何理解？

周大地：把消费革命放在首位，提出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前，我国对于能源消费，从主管部门到能源企业，基本思路都是“保供给”，不管能源消费合不合理，“保供给”是硬道理。甚至有的时候，还抱着“为能源找出路、为产业找空间”的心态，大上高耗能项目。能源消费革命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

实际上，这也是不得不做的一个改变。从全国来看，我国许多地方都已经全面跨过了资源能源红线，不具备进一步向土地、天空、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容量空间。当前要想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在发展的同时治理好环境，就必须把资源、能源的约束作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通过控制总量引导能源消费革命。

另外，能源供给革命则主要针对我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现状而言，其核心是建立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降低对煤炭的过度依赖，使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方向发展。目前，煤炭在我国能源供给结构中占比超过六成，同时，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但天然气、核能、新能源等在能源供给中占比太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记者：有观点认为，能源革命要有所突破，关键在技术和体制，您怎么看？

周大地：我认为技术和体制是能源革命的保障。技术方面，不管是节能也好、开发新能源也好，都需要技术的突破、技术的应用。目前，可再生能源的提供成本，普遍比传统能源高，竞争力较弱，这要求政府对新能源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另外更根本的还得靠技术的革命，持续地降低成本，拓展新能源的应用领域。

体制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很多，改革的压力很大，这其中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必须要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目前，我国还在实行比较普遍的能源补贴政策，能源价格总体偏低；而在能源消费中，工业企业占比很大，偏低的能源价格实际上是鼓励发展高能耗项目，同时对消费带来误导，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浪费。这是体制上最迫切需要调整的地方。

另外，对于能源价格，许多人认为，我国不如一些国家富裕，能源价格就应该低，应该跟人均收入水平相适应。我不赞同这种说法。首先，我国能源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国际接轨，不可能因为我们人均收入不如发达国家，别人卖给我们价格就低；更根本的是，我国人口那么多，能源、资源、环境的约束非常紧，我们不应该奢望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去使用能源。

记者：您认为当前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难点在哪？前景如何？

周大地：难点在于扭转追求经济扩张型增长的思维惯性。我国已经告别高速增长期，以往扩张型、高投资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为讲求实效、提升附加值的发展方式，可以说，转变发展方式与能源革命是互为前提、互相推动的，能源革命的难点也就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难点。

至于前景，我认为首先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这一条路走；其次，这条路上已经有人走在我们前面，他们的成功也给我们带来了信心。比如欧洲，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推动能源的多元化发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欧洲的发展实践证明，多元、低碳的能源发展之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记者：作为能源行业的主力军，我国能源类国企在此次能源革命中应如何定位、如何调整？

周大地：在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构成了能源行业的主体，它们要在能源革命中发挥带头作用。这一方面要求政府真正把能源类国企当成企业对待，尊重企业运营的市场规律，而不是简单把它们作为行政命令的执行者；另一方面能源类国企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改革，实行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内科技人员、普通员工投身能源革命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活力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