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共同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阶段，文件提到沿线各国之间需加强能源方面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不仅仅是海外投资的政策机遇，更是我国推动“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2015年7月，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意见》中对“互联网+智慧能源”行动做了详细阐释。为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2016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规划了我国未来十年智慧能源的发展路线，这标志着“互联网+”与能源行业的结合进入理论落实阶段。这一《指导意见》被业界誉为能源互联网的顶层设计，预示着2016年将成为能源互联网的元年，“互联网+能源”的最新模式势在必行。

随着“互联网+能源”的升温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深入，国内众多能源公司、互联网公司加速布局“互联网+智慧能源”领域。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刘振亚提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服务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其主旨是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主要涵盖电力的洲内联网、洲际联网和全球互联，重点是开发“一极一道”(北极、赤道)为代表的大型能源基地、构建全球特高压骨干网架、推动智能电网在全球广泛应用、强化能源与电力技术创新，从能源合作的角度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可以预期，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电气设备、能源类上市公司以及互联网公司布局这一行业前沿。

本文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互联网+智慧能源”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深入分析，期望能为我国“互联网+智能能源”的建设以及众多相关企业提供有益参考。

2、“一带一路”背景下“互联网+智慧能源”面临的机遇

2.1、为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建设提供政策支持

经国务院授权，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近9000字的“一带一路”路线图中，两次提到了沿线各国之间的能源合作。①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② 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能源产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和先行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商机，合作正在从单边走向区域。该路线图提出后，其内涵在能源领域的实践中不断丰富，我国倡议构建“全球互联网+智慧能源”，既是贯彻“一带一路”构想的重要举措，也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升和发展。“一带一路”从战略政策方面为我国“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铺平道路，“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迎来政策机遇。

2.2、为“互联网+智慧能源”提供众多领域合作机会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在“互联网+智慧能源”领域的合作，并不局限于一个项目、一个领域的合作，而是可以扩展到整个“互联网+智慧能源”行业的多个方面。产能合作方面，我国在水电开发、风电和太阳能生产方面具有较强优势，我国可以考虑整合对外援助渠道和资源，输出在火电、水电和风光领域的部分产能。技术合作方面，我国可以主动为其他发展我国家提供“技术咨询”，并参与重大技术开发和技术转移，不过在不同国家的着力点应有所区别，在中东欧地区，应侧重技术、设备和电网改造，在发达国家需要与它们联合拓展智能网和智慧能源的技术设备、软件开发、大数据与云计算服务供应。经济走廊方面，可建立大电网、分布式电源和电网，输出我国长距离电力输送技术如特高压，提供产业配套、负荷中心规划和管理，未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将出现涵盖能源上中下游领域的不同产业经济中心。投资基金方面，亚投行等金融机构可从传统的低息贷款，走向以增加资本金撬动更多资金投入，通过合理搭配股权和债权，以股权投资为主，兼顾债权、贷款及基金等多种投融资形式，为能源互联互通提供资金支持。海外工业园区开发方面，可以在海外直接建设生产加工园区，并为园区提供清洁高效的电力。自贸区建设方面，双多边自贸区将为电力合作提供合作规则，加强不同自贸区、贸易体制之间的对接。

2.3、为“互联网+智慧能源”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一带一路”规划最重要的战略意义就在于寻找经济增长的全新驱动力，一带一路背景下，“互联网+智慧能源”的推进将创造出巨大的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需求。全球能源互联网构想落地后，我国特高压技术和电工装备产品将赢得更广阔的市场前景，带动我国标准、我国技术、我国产品“走出去”。同时，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GDP增速趋缓的大背景下，我国火电装备制造产能以及施工能力严重过剩，煤炭需求也陷入长期疲软。而东南亚、南亚电力发展比较落后，无电人口相对较多，需要新增电源潜力，扩大电力普遍服务，这些国家现有火电项目的设备更新和系统升级也迫在眉睫。这为我国能源设备、能源服务等企业提供新的出路和市场空间，有利于促进能源信息服务公司同能源生产、装备制造、建筑施工企业一起走出去。

2.4、有利于“互联网+智慧能源”要素的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经济带各国、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不一样，而负荷中心又不可能在同一地，“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间具有电力互联互通的需求。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尤其通过我国的特高压技术构建跨国能源互联网，将中亚五国的煤炭、水力和风电等资源要素与东南亚、南亚、东北亚各国大型风电、水电、光伏、核电、火电厂互联互通，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区域电力跨境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区域电网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使得供求在“一带一路”经济带范围内的平衡，从而大大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此外，“一带一路”战略还有利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有利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将有力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在经济、贸易、文化等多领域的深化合作，拉动经济增长、带动产业升级，实现各方共赢。

3、“一带一路”背景下“互联网+智慧能源”面临的挑战

3.1、给“互联网+智慧能源”设施联通带来新的挑战

“互联网+智慧能源”需要加强多能协同综合能源网络建设，主要包括建设以智能电网为基础，与热力管网、天然气管网、交通网络等多种类型网络互联互通，多种能源形态协同转化、集中式与分布式能源协调运行的综合能源网络；需要构建开放的共享体系，建立面向多种应用和服务场景下能源系统互联互通的开放接口、网络协议和应用支撑平台，支持海量和多种形式的供能与用能设备的快速、便捷接入。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沿线各国在各国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发展层次以及能源需求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各种能源设施采用的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并不一致。如何在这种条件下进行能源合作，实现这些国家间“互联网+智慧能源”中能源流与信息流的互联互通具有极大挑战。

3.2、给“互联网+智慧能源”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互联网+智慧能源”要求加强能源信息通信系统的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信息重要程度、通信方式和服务对象的不同，科学配置安全策略。建设“互联网+智慧能源”下的用户、数据、设备与网络之间信息传递、保存、分发的信息通信安全保障体系，提升“互联网+智慧能源”网络和信息安全事件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并且要建立多方参与、平等开放、充分竞争的能源市场交易体系。“一带一路”背景下，要将多国的电网、油气网络连接在一起，互相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分发。由于环节的增多，协调机制更加复杂，必然给安全增加了诸多难度，面临着不可控的风险。同时，“一带一路”沿线所经的南亚、中亚及西亚等地区政治形势较为复杂，不稳定的政治因素也给能源安全带来安全隐患[7]。

3.3、对“互联网+智慧能源”调度提出新的挑战

“互联网+智慧能源”要求推动可再生能源生产智能化，鼓励建设智能风电场、智能光伏电站等设施及基于互联网的智慧运行云平台，实现可再生能源的智能化生产；加快化石能源生产监测、管理和调度体系的网络化改造；实现储能系统与新能源、电网的协调优化运行；构建以多能融合、开放共享、双向通信和智能调控为特征，各类用能终端灵活融入的微平衡系统。“一带一路”背景下，随着大规模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比例的增加，这部分可再生能源电站出力的不可控性、波动性和随机性必将给电网调度带来不少压力。同时，“互联网+智慧能源”将通过特高压网架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的能源传输，这将使各国电网之间的电气联系大大加强，广域动态交互影响加剧，电网稳定特性变得更加复杂，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远距离传输对于电网调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3.4、对“互联网+智慧能源”交易提出新的挑战

“互联网+智慧能源”需要培育绿色能源灵活交易市场模式，完善基于互联网的智慧用能交易平台建设，主要包括建设基于互联网的绿色能源灵活交易平台，支持绿色低碳能源与电力用户之间实现直接交易；构建可再生能源实时补贴机制，实现补贴的计量、认证和结算与可再生能源生产交易实时挂钩；发展绿色能源的证书交易体系，鼓励提供更多差异化的能源商品和服务方案。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果各国能源网络相连，能源的供需形势将随着各国的资源、时差、生产和生活状况随时变化，因此其价格多变也成为必然，同时，各国能源网广泛互联状态下也许会催生更多的绿色能源交易市场模式，该模式的设计对“互联网+智慧能源”交易提出新的挑战。